一直到很多年后吴邪每回忆起那个夜晚都忍不住微笑，仿佛在一幅光线晦暗的西洋画中觅到一捧蔷薇的鲜亮色彩。那天的月光很亮，翻窗而入的张起灵穿了套黑色中山装，夜风拂着他额前的碎发，整个人笔挺的像一棵树，吴邪想，如果沐浴月光的时间再长些，他一定可以在窗棂旁萌发出枝叶来。张起灵冲吴邪比划了个噤声的手势，捉住他的手翻窗逃逸，军官的动作如山猫一般敏捷，两个年轻人就这么一个拽着一个，翻过吴家粉白的院墙，在被夜色染成深蓝的街头无声奔跑。
风呼呼的吹过耳畔，围巾招展成一面灰蓝格子的旗帜，每次停下来喘气时吴邪都看到军官唇角的笑，巷口的拐角处他们终于拥抱在一起，把脸埋在对方的肩膀上好奇又贪婪的汲取着彼此的味道。
在一家没挂牌的书店地下室吴邪见到了无线电台，发报机，翻译到一半的电码原稿与母本，堆积如山的书籍和一群来自各行各业的青年人，教师，工人，留过洋的学生，文人，甚至身着灰布旗袍的妇女，他们一起对吴邪善意的微笑。吴邪在他们的眼睛里读出一种纯洁和坚定的意味，他想，那是心怀信仰和理想主义者所独有的光彩。
这些人告诉吴邪他们都是杭州城的组织骨干，遍布各个行业，像蛛网一样彼此联系，指挥工会和各种运动。吴邪诧异道王盟的朋友们可从来没保过密，张起灵淡淡的解释说不一样，尽管现在国共合作，但蒋家政府一直秘密登记共产党人在政府任职的名册与信息，随时预备将组织一网打尽，在场的人除了处理地方党务外主要负责为合作破裂未雨绸缪。
“被国民党右派逼的，总得有备无患。”戴眼镜的学者咬牙切齿的说。
那是一顿热烈的晚饭，吴邪从来不知道在这座被战乱侵蚀的不成样子的城市里正生长着这样春笋般的力量，他们互称同志，边吃饭边慷慨激昂的对中国未来发表看法，痛斥国民党右派，他们激动的表情在烛光里显得单纯而可爱。吴邪静静的听着，他竟不由自主的被其中热烈的气氛感染了。
信仰像蜡烛，再深沉的黑暗也阻挡不住它破晓的信念。吴邪这么想着，一边跟张起灵一杯接一杯的斟黄酒喝。
“我认识他，他是无忧茶庄的老板，是个地道的资本家呢。”饭吃到一半，长桌对面的男孩忽然笑眯眯的指着吴邪说。
“他可是个为保杭州城捐了五千银元的资本家。”不知谁接了一句。
“那他是咱们党内的人么？”
“一个肯为杭州百姓变卖家当的人，不管他是哪个党派，都够当咱们的朋友。”又有人应道。
吴邪不安的望着张起灵，后者却丝毫不以为意的抬手摸了摸他的脸，淡淡的说：“他是我的人。”引得桌上一片窃窃笑声。
如果说吴邪在家时的恬淡生活如同小口品茶，那么在这里便是地地道道的大碗喝酒了，这些有着共同理想的血性汉子端起酒盏，有人提议为共产主义干杯，对面的男孩却说别主义党派的，为革命胜利干杯吧。吴邪也跟着举杯，但他的眼睛却只看着张起灵，吴邪轻轻碰了下军官的杯沿，小声说：“小哥，为能认识你干杯。”
军官深深看了他一眼，仰脖将满杯白酒一饮而尽。
席上有人发现了他们的小动作，忽然惊叫起来：“你们看他俩像不像小夫妻？”
吴邪的脸涨得通红，嗫嚅着连说没有，他们却愈加起哄说怪不得咱们团座的魂儿一晚上都没回来过，又不依不饶的要他们喝交杯酒。吴邪窘的连脖子都在发烧，张起灵却干脆的端起杯子，绕过吴邪的胳膊，被那双细长的眼睛注视时店老板像触电一般颤抖起来，他索性也豁出去了，一拍桌子，朗声笑着在众人的起哄中跟张起灵一同饮尽杯中的酒汁。
这些人之间既像战友又像亲人的关系令吴邪想起意气风发的学生时代，其实短暂的时间并不够让他接受一种新的思想，但这些人严谨而谦逊的态度却在他的脑海里形成了烙印，以至于在数十年后那场席卷全国的疯狂运动中，吴邪看着满街作威作福的二流子心里生出的满满都是悲凉之感。
那天他们喝了很多酒，大家都醉了，有人哭有人笑，不知谁带的头，这一群醉汉竟压着声音唱起国际歌来，庄严的曲调中他们相互搀扶，这就是青春吧，吴邪想，一个人无论后来做过什么，只要他的青春奋不顾身，他一辈子的灵魂就是干净的。吴邪的心思细腻敏感，天性中带着洞悉一切睿智，但正是这种睿智使他对每一种热烈的情绪都心怀悲悯，他望着角落堆积的电文和发报机，下一秒钟就害怕起来。
从书店后门走出来时喧嚣的人群各自散去，街道寂静无声。吴邪醉的厉害，脑海里那些关于主义的论调让这老庄哲学的信奉者痛苦不堪，他倚在长满青苔的墙壁上拉扯着张起灵，喃喃道：“小哥，我不明白一个看不到的目标比命重要么？为什么所有人都那么快乐？”
他醉意朦胧的眼睛中弥漫着深刻的茫然，像一个首次目睹衰颓的大家子，怀念着平素的安逸而无休止的绝望。军官忽然后悔了，他觉得自己不该把这茶烟中烘焙出的人儿拉进血淋淋的现实，但他只是紧了紧吴邪的外袄，轻轻的说：“这是一场战争，每个参与进来的人大概都要死，但如果死亡能换取重建一切的可能，我们心甘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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