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前，希伊斯忙忙乱乱地带着一拨子亲人、亲眷前往X国定居时，一定没想到有一天他还要把这拨子人的尸骨和魂灵送回来，而事实上这又是必须的，不容讨价还价的。老岳母的身体本来是十分健朗的，但陌生的水土和日益严重的思乡之情，加速地改变着她身体的内部结构和健康机制，当预感到自己眼看着要客死在异国他乡时，她比任何一位中国老人还要激烈地要求回老家去死。
老家在哪里？
在中国！
在当时X国用一半枪口对准的地方！
不用说，要满足老岳母之求绝不是件容易事，不容易就是希伊斯拒绝的理由。但当威严的老乡绅变得像个无赖似的，把白亮的刀子架在脖子上以死相求时，他知道自己已套在一个可恶的怪圈里，除了顺着可恶的圈套可恶地走下去，别无他法。毋庸置疑，老乡绅之所以如此决然，宁死不屈的，是因为老伴今天的要求也是他将来的要求。就是说，他在用架在脖子上的刀子明明白白地告诉女婿，如果他今天的生要以日后客死他乡作为代价，那么他宁愿现在就死，和老伴同死同归！
说真的，希伊斯简直难以理解这对中国老地主内心神秘而古怪的理念，但不理解有什么用？在白亮的刀子转眼即可能沾满鲜血的恐怖面前，不理解和理解又有什么区别？只有去做，不理解地去做，可恶地去做，而且必须他亲自去做。因为，在X方一贯夸大的舆论宣传影响下，其他亲人包括他妻子都担心有去无回。就这样，这年春天，希伊斯拖带着奄奄一息的老岳母飞机火车汽车地回到了老岳母老家。据说，当老岳母被抬上临时租来赶往乡下的汽车，因而有幸听到司机一口熟悉的乡音时，她突然兴奋地瞪圆了眼睛，然后又安然而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什么叫命悬一线？这就是命悬一线，而司机熟悉的乡音仿佛断线之刀，刀起线落，一线之命便乘风而去。
C市是希伊斯来回途中的必经之地，但这不意味着他有机会重访N大学。他此行有严格的约束，不知是中方在约束他，还是X方在约束他，反正他到哪里都有两个人如影相随，一个是中方的，一个是X方的，双方像两根绳子一样，一前一后牵着他，把他走的路线和速度控制得跟个机器人似的，或者像秘密的国宝——其实只是一个有名望的数学家而已，起码护照上是这样写的。对此，容先生认为，这是时势造成的——
【容先生访谈实录】
那个年代，我们跟X国的关系就是这样的，没有信任，只有敌意，彼此戒备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我首先是没想到希伊斯会回来，其次更没想到他人在C市都不能来N大学走走，看看，只能我去宾馆见他，而且还是那种见面，完全跟在牢房里看犯人似的，我们在这边聊天，旁边两个人一左一右守着，听着，还录着音，一句话要做到四个人都同时听见，听懂。好在现场的四个人都能用中X两国语言交谈，否则我们只有不开腔了，因为我们都可能是间谍、特务，说的话都可能是情报。这就是那个特殊的年代，只要是中X两国人走到一起，人就变成不是人，是魔鬼，是敌人，哪怕草木，都可能心怀鬼胎，射出毒液，置对方于死地。
其实，希伊斯想见的人不是我，而是珍弟。你知道，当时珍弟已离开N大学，谁都不知在哪里，别说他希伊斯，连我都见不到。就这样，希伊斯才决定见我，见我的目的无非就是想向我了解珍弟的情况。我在征得我方监视人同意的情况下，将珍弟的情况告诉他，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明摆的现状：他已中止人脑研究，去干其他事了。令我吃惊的是，听了我说的，希伊斯简直像挨了一闷棍，茫然若失地望着我，无言以对，很久才发狠地吐出一个词：荒唐！气愤使他变得满脸通红，难以安然坐着，他在屋子里来来回回地走着，一边倾诉着珍弟在人脑研究方面已取得的惊人成果，和接下来可能取得的重大突破。
他说：我看过他们合写的几篇论文，我敢说，在这个领域里，他们的研究已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就这样半途而废，岂不令人痛惜！
我说：有些事情不是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他说：难道金珍是被你们政府权威部门招走了？
我说：差不多吧。
他问：在干什么？
我说：不知道。
他再三地问，我再三地说不知道。最后，他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金珍现在在从事保密工作？我还是一句话：不知道。
事实也是如此，我确实什么都不知道。
说真的，我至今也不知珍弟到底在什么部门工作、在哪里、在干什么，你也许知道，但我不指望你会告诉我。我相信，这是珍弟的秘密，但首先是我们国家的秘密。任何国家和军队都有自己的秘密，秘密的机构，秘密的武器，秘密的人物，秘密的……我是说，有说不完的秘密。很难想象，一个国家要没有秘密，它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也许就不存在了，就像那些冰山，如果没有了隐匿在水下的那部分，它们还能独立存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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